在《邓广铭治史丛稿》的自序中，邓先生在开篇曾引证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中的话：“高明者多独断之学，沉潜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学术；不能不具此二途。”一个学者如果“不能抒一独得之见，标一法外之意，而奄然媚世为乡愿”，那就不足取了。他说自己在治史时，一直是以章氏所规定的几条标准作为追求的目标的。
邓先生是治宋辽金史的权威学者。他的《王安石传》、《岳飞传》、《辛弃疾传》等著作以及有关这个时期历史的一系列专题论文，无不是在广泛搜集比较原始的资料并对其进行认真考订的基础上，经过潜心研究写成的。因此，它们也就比较地可读、可信，有说服力，并且大多具有传世的价值。50年代中期，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时，听先生系统讲授宋辽金史，就感到先生确有许多“独得之见”，叹服先生考索方面功力之深。先生当年神采飞扬地讲述自己的研究心得，如岳飞大破金兀术的拐子马等等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在治史的过程中，邓先生几乎阅遍了能够搜集到的所有宋辽金史的文献资料，而且十分注意利用考古发掘提供的新资料。他与李培浩合写的《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载《北京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一文，主要的立论根据，就是1939年在陕西府谷县出土的由范圭所撰的《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可存）墓志铭》。折可存是与宋江、方腊同时代的宋廷的一位将军，他曾奉命镇压方腊起义。墓志铭记载：征方腊战事结束，“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邓先生认为，这“是关系到宋江起义军最终结局的一份最原始、最确实的材料，为抗日战争前研究宋江史实者所未曾见”。据此，他们推断：既然宋江在方腊失败后仍然被当作草寇追捕，可见他并没有受招安，更没有在受招安后去征方腊。文章的发表，在史学界乃至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并且引发了一场热烈的争论。这场争论，有力地推动了宋江问题研究的深入。
争论中，对邓先生等的文章，赞成者有之，部分赞成、部分反对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而且为数较多。先生曾著文参与争论、进行答辩。1982年，他在当年第4期《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一文，对这场争论进行了回顾，对自己以往的论断重新进行了审视。由于看到马泰来的《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讨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揭出李诗中有“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等的记述，邓先生肯定，宋江等人曾经投降，是确有其事的，我们断言其为南宋人捏造，是完全错误的。他在对《捕盗偶成》一诗进行详细的考释后，得出的结论是：宋江等三十六人确曾一度接受过北宋王朝的招安，然而确实不曾参加过北宋王朝镇压方腊的战役。在接受招安至少过了一年以上的时光之后，宋江再度反叛，所以宋廷才在折可存等人镇压了方腊的起义而班师经开封时，颁布了“捕草寇宋江”的命令，而在不出一月的时间内就把他擒获了。
我无意在这里对有关宋江的争论以及邓先生所作的上述判断本身发表意见。我对宋史并未作过研究，在这个问题上实在没有什么发言权。我之所以提及这桩史坛往事，只是因为邓先生在争论中所表现出来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确实感人至深，值得后人学习。
周恩来同志说过，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邓先生是服膺于这句格言的。他认为，一个从事历史著述的人，要具备独到的见解，要有考索的功力，就“必须先以大量的历史资料为凭藉”。由于信守这条原则，他的著述不仅言之成理，而且首先持之有故。他从来不发空洞的议论，不作无根据的推断，更深恶痛绝“奄然媚世为乡愿”的那种学风。尽管是宋史研究的巨擘，而且秉性刚烈、富于自信，一旦发现自己的某个论点与史实不符，他还是毫不犹豫地予以修正。他在读了马泰来的文章以后，即公开承认：“过去我只翻阅过一卷本的《忠愍集》，竟没有注意到它是一个不全的本子。”“一卷本的《忠愍集》是只有文、没有诗的，所以，我只是在读过马先生的文章之后，才知道李若水有《捕盗偶成》一诗，才知道诗中读到了宋江等三十六人一同受招安的事。”为此，“深感自己的陋太甚，惭愧无似”。自我批评竟作得如此深刻，真是让人感佩！
中国的古代史籍浩如烟海，而且许多记述互相牾，史学家在叙史论事时发生这样那样的疏漏，从来是难免的。在邓先生众多的著述中，像宋江是否一度受招安的问题这种疏漏，本属罕见；而从他对这种偶尔的疏漏所作的坦率而诚恳的自我批评中，我们却见到了一位长辈学者对研究工作的严肃态度和负责精神。由于纠正了否认宋江一度投降这个疏漏，坚持了宋江没有征方腊的判断，肯定了宋江降而复叛、终于被擒的看法，邓先生还是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自己的“独得之见”。这种见解虽未必就是历史的定论，至少是可供讨论的，也有助于启发人们的思考。
